《阿Q正傳》，魯迅小說代表作。寫于1921～1922年，文章最初發(fā)表于北京《晨報副刊》，后收入小說集《吶喊》。《阿Q正傳》向我們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后一個畸形的中國社會和一群畸形的中國人的真面貌。它的發(fā)表，有著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栋�Q正傳》是魯迅惟一的一部中篇小說，共九章，是采用章回體的形式寫成的�！栋�Q正傳》中的人物有趙太爺、阿Q、吳媽、假洋鬼子等。

　《阿Q正傳》向我們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后一個畸形的中國社會和一群畸形的中國人的真面貌。它的發(fā)表，有著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文章諷刺了一些心靈丑陋的舊中國人，同時也道出了千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內憂外患，政治腐敗，民眾愚昧，中華民族面臨滅亡的危險。而以孫中山為首的少數有志之士，披荊斬棘，浴血奮戰(zhàn)，試圖挽救危亡的中國。這就是近現代之交轟轟烈烈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延續(xù)幾千年

的封建帝制結束了，中國似乎出現了希望的曙光�？墒牵�由于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民一起參加革命，壯大革命隊伍，反而對要求革命的農民采取排斥和壓制的態(tài)度；他們也沒有徹底打擊和鎮(zhèn)壓封建勢力，反而采取了妥協、寬容和姑息態(tài)度。所以，革命遭到失敗。例如，在武漢，曾任清廷21混成協協統，多次破壞湖南革命黨人活動，又親手殺害過起義士兵的黎元洪，卻當上了革命后湖北省軍政府的大都督；在紹興，曾在徐錫麟案件中直接籌劃殺害秋瑾的章介眉，也當上了革命后紹興軍政府的“治安科長”。當時，在“咸與維新”的幌子下，封建軍閥、官吏個個狡詐善變，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紛紛鉆進革命陣營，一旦得勢，便回過頭來屠殺革命黨。在這種形勢下，帝國主義得以與封建勢力勾結，一起向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進行反撲。1912年4月，孫中山被迫辭去大總統的職務，而代表地主買辦階級的袁世凱得以竊取政權。辛亥革命失敗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資產階級把有強烈革命要求的農民拒之門外，而與封建勢力妥協，這就不可能解決中國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因此，廣大農民在革命之后，仍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下，承受著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們仍然“想做奴隸而不得”。 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向來采取暴力鎮(zhèn)壓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說，是利用封建禮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業(yè)績”和被奴役者嚴重的精神“內傷”。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中國歷史，是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屈辱史，封建統治階級在這種特殊的歷史下形成一種變態(tài)的心理，一方面對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表現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對自己統治下的臣民又擺出主子的架子，進行瘋狂的鎮(zhèn)壓，兇狠的盤剝。魯迅不止一次地對這種畸形變態(tài)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利，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并不中庸。”（《華蓋集·通訊》）他們對帝國主義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地步，但偏要自稱“天朝”，沉醉在“東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國文明“為全球所仰望”。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卻追求精神上的勝利。這一思想深深毒害著處于下層的勞動人民。我們從《阿Q正傳》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趙太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是一類貨色，假如阿Q得勢，將是個趙太爺，假如趙太爺失勢，則又會是活脫脫一個阿Q。從更遠的思想根源來說，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思想陳陳相因，封建禮教、封建道德規(guī)范一代代從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勞動人民。這種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統治者的“精神勝利法”和對人民進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勞動人民不覺醒的精神狀態(tài)的麻醉劑。這種麻醉劑只能使勞動人民忘卻壓迫和屈辱，無反抗，無斗志，永遠處在被壓迫、被剝削、受毒害的狀態(tài)中，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奴才和順民。（有關這方面的形象論述，參看《語文讀本》第三冊魯迅《春末閑談》。） 魯迅以思想家的冷靜和深邃思考，以文學家的敏感和專注，觀察、分析著所經歷所思考的一切，感受著時代的脈搏，逐步認識自己所經歷的革命、所處的社會和所接觸的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這便是《阿Q正傳》基本的寫作背景。